法国法院认为，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所涉及的当事人是这一权利的惟一享有人，权利人死亡，为尊重其私生活而提起诉讼的权利即告消灭。

（三）风险沟通与犯罪虚化日本海啸大地震后引发核电站核泄漏后，由于政府并未及时就核辐射所带之风险以及规避与公众交流而导致了贻笑大方的抢盐风波。【注释】[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0页。

据纽约时报消息，一个正在巴拉圭境内延伸的网络中介已经找到了通过官方收养程序处理被绑架儿童的途径，这些儿童正在被无形之手与器具所撕裂，医学技术与全球市场正在挖尽他们的器官。（二）激发性风险—犯罪风险的实践源激发性风险具有内部关系属性的本质。（二）犯罪风险源治理1．人造性风险治理：通过法律的过程规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社会放大站主要包括传媒、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的风险顺变能力。对于人们的行为而言，风险放大机制将会增大与犯罪有关的两种风险：一是犯罪人可能在该环境中得到的风险信息更多而放大了犯罪风险。

掌握高科技的犯罪人在发展具有自身风险特色犯罪意识时也会通过技术操纵风险的分配，一种新的不平等关系已经形成。作为社会纠纷与冲突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对于街头涂鸦、办证、黑枪、迷药等犯罪链条要一网打尽。另一个角度，对于传统，我想回应一点我赞同的地方，我同样对于百年以来对中国传统的一方面是激进的反传统，另外一方面激进到一定程度就到了文革和毛时代的完全是摧残，破四旧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我对这方面和姚老师有同样的感受或者同样的价值判断。

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只是进行一个法律的外科手术，直接把神圣的现代法律移植进中国身体就可以了。有一些有较为强烈的价值关怀，对于现代法律，他们有一种价值的焦虑。总之这样的一种治理方式是当代中国或者最近几十年的治理方式，跟移植法律有怎样的一种直接关系？我觉得还是需要再思考一下。但只是一种，还有其他学说，比如，自然法学说。

这里马上涉及好几个人提到的一个问题：假定我们相信中国文明是普遍的，而西方文明也是普遍的。我们今天拿到的难道比他们提取的更多吗？而这样一个提取过来的在面对挑战的时候，这确实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法理学反正强调法律控制权力。另外一方面，虽然移植的法理学有可能是中国的一个正当的法理学，但是，我还是想提出一个看法：一个有资格被称为中国法理学的法理学，它应该追问一个问题：现代中国的法律秩序是否正当以及有效？一切法理学的思考肯定是从这个问题开始。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价值焦虑跟前面说到的秩序焦虑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我的疑问在这里：中秋老师关注的观点还是在政治法治制造的角度，我们在古代的原典当中，不管是这篇《皋陶谟》还是四书五经的孔孟的经典，我们发现很多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具有超越历史的思想，对于治理人类社会绝对是有共通之处的，只不过现代社会是一个大社会，是全球化的，有网络、有飞机，这样的社会，有机械化有科学，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治理关系等等这些东西绝对是有相通之处的。

这本书将从五经中摘取十章进行疏解，以发掘中国人的仁、礼、德治、君子包括法治等概念，它们可以构成一个治理秩序的完整规划。所以我只能借着中秋老师的现场的报告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关于法理学的批评，我觉得这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我自己觉得姚老师的批评有一点点要求太高，我想我更能够同意刘毅老师的说法，其实我们整个的法学界的发展是很曲折的，时间也很长，如果你要批评的话可以从每一个角度批评，稍微放宽一点的话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努力正在趋向于问题的集中，和其它的学科是一样的，大家都走在了纯粹学西方，有一点学不下去，回到学校又有一点不够的，可能和我们中国强盛有关系，过去我们学西方是因为我们太落后太捱打，是这个推动我们学习西方，并不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意愿，现在我们底气稍微足一点了，眼界也宽一点了，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多一点，这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现在都是在一个荒漠当中慢慢地摸索。胡老师一直致力于法律与政治学，出版的著作包括《法律与社会权利》，《法律的政治分析》以及《法理学讲义》等等著作，目前正在致力于研究法律与治等等领域。中国人不需要自主思想。

回想过去100年的在中国的法理学，以及法学，起整个思考都是立足于中国的特殊性。法律思想史和法律史学科本身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此他表达的儒家理想世界以及某种追求以及手段的阐述，如果我们以理想中的世界构造看《皋陶谟》一切可以迎刃而解，因此我觉得姚老师选择《皋陶谟》非常明智，至少提供一个系统的思想，至少提供的是儒家思想，至少提供了思想立场和政治纲领。除此之外的一切法律，包括本土，都必须经过它的审查，在它面前论证自己的有效性。

由此形成现在我的文本形态：用西方语言跟中国古典语言对话。也就是说，既有的法律自然是正当的，不需要更多地论证。但是这样一种旷野传声是值得法理学界认真对待的，因为如果中国法理学不能适度跳脱规范性学术移植的呓语而直面中国法治转型的真实经验与问题的话，就只能是一种非中国的规范法理学，而不构成真正的、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法理学体系。它是在为移植事业进行宣传。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三教发源地，基督教、犹太教还有一个伊斯兰教，伊斯兰也是跟穆罕默德有关系，为什么他没有走出宪政法律制度？我的一个理解是他不缺绝对性信仰的维度，但是他缺一个理性化的维度，而西方恰恰是在绝对信仰和理性化，就是从希腊罗马开辟出，中世纪重新发掘出来的，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就比较好地实现了既能够世俗化，又能够让权利或者规则意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事情，从其它地方没有发展出这些东西。刚才陈煜老师对《皋陶谟》做了非常系统的解读，我听你谈到，皋陶所说的规则主要是刑罚，对此，我有不同理解。

在这个基础上造成一个问题，法律移植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现象，整个世界都被拖入了西方主导的历史过程之中，无一幸免。国家现在要移植什么法律了，法理学就会给它提供一个意识形态性质的论证。

当时我很踊跃地表示可以第一个讲，一方面因为，我是高研院的老师，要为高研院做一些贡献。事实上，不光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文明是普遍的，东方人大部分也认为他们的文明是普遍的，那么，这两个普遍性之间是不是有本质的差别？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可以随机选择的问题，你自己可以选择有差别还是没有差别。

但我要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我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所犯的一个错误是，把这种可能性始终定在百分之百，而缺乏一个反思的态度，或者用我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概念：没有进行第二次思考，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个现成的正当有效的事物接受下来，而没有在中国语境中对它进行第二次思考。但是姚老师是有这个勇气的，因为他不在乎法理学内部是否会对这个外部性刺激做出过多的连续性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对于他本身天马行空式的寻求文明治理之道的视野与事业也不构成有效制约，因为他本身只是一个外部的批评者。

我觉得它的艰巨之处就在于此，再往下举一个实际例子，天秩有礼，他在讲到这个天的概念的时候，这个观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观念，从古希腊也有这个观念，如果我们把它广义理解，如果理解人肉身之上的一种东西，大地之上的一种东西的话，我想这种观念在西方有丰富的资源，从古希腊我们认为最早有价值的人就是亚里士多德，他就讲到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个天和形而上学有很大的差别吗？我觉得其实这个差别是很有限的。勉强算得上法律的，只有刑律。总体上说，中国当代法律的骨架是苏联式的，它的肌肉是德国式、美国式的。另一个小问题是关于结构的问题，姚老师这里无论讲到共治还是讲到自治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讲到的是权力结构，比如说君臣共治，或者说社会地方的基层自主治理，更多的是地方和中央权力结构的问题。

最后回到我们如何理解当代，就是中国自身的法理学建设，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法理学，尽管我们辛辛苦苦，我非常尊重前几代人的学术努力，因为他们在一个更贫瘠的土地上还种了一些庄稼，今天我们读的一些文本还受他们的恩泽，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样土地就呈现出很好的面貌。有这三个原因他需要找到一种解释的工具，他最终选择了《皋陶谟》，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因为，这种研究的结论，对于构造当下的法律观念体系和法律秩序，没有任何意义。第四个是规则的观念，也就是后来的刑法或者法律，我们讲的天讨有罪，五刑五用，这个规则有一个问题，皋陶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实行某种德行或者规则的第一位，所以我们可以说皋陶奠定了这样一个基调，所谓的刑法或者所谓的法律具有传统的工具主义色彩，在它之上还有某种上位法，我们讲的天治，后面朱熹强调的纯天理，一定是超越了具体化的行，这样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天讨有罪及五刑五用。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知识社会学现象，不知道其它国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这一点在毛时代表现得最明显，毛时代的法律就是用来摧毁中国文明的，摧毁人们既有的生活，用法律重建一个美丽新世界。

古代的立法者、执法者都讲天理人情，比如立法强调则天道，缘民情。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回到《皋陶谟》，将会准确地来理解中国人的秩序想象。不过，100年之后，被征服的局面在慢慢地改变。我们今天只是说因为我学法理，所以我搞西方法理学，因为我搞哲学我搞西方哲学，因为西方有哲学所以我们中国有哲学，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恰恰说明我们面对西方这样一个金矿，我们甚至没有能力去提取它，连这个能力都没有，如何保证你今天面对中国传统的宝藏你有能力比古人提取更多一点，至少古人提取了2000年我们现在认为超稳定的秩序，从先秦里面的很多文本。

关于前面的尖锐我们以后再谈，我们来谈后面的问题，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下，第一，当然这个姚老师已经说过了，就是为什么写这篇文章，我觉得他写文章的动意、动机，这个动机刚才听姚老师的演讲我觉得有三个，第一个是基于对传统文明势微的焦虑，传统文明尤其跟法律相关的传统文明不能在未来丢失，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写这个文章。今年暑假，我到天津给暑期讲习班讲课，在出租车上，一位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青年学者说，中国思想史越做越边缘了，越做越没有前途了

三方同时激化危机，则能量恶性循环的增强。废除刑法中的短期刑以及可有可无的罪名，采取其他非罪型替代规范来治理，避免增加行为人因被贴标签而加入犯罪运行主体之中。

我国目前竞争体制的公平内质尚还处于探索过程之中，竞争制度与诸多社会制度的准入机制挂钩。专家体系与平民体系之间的隔阂也很难达成真正平等的沟通。